§§第二章 历史名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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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如果有这种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无疑也要名列前茅。他的诗，写得实在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流传至今。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流传开来。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c有气概，二c有声势，三c有深度，四c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一c“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二c“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三c“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就是应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有这样三句被人不假思索c脱口而出者，有几何？
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句，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诗人的赞赏之意。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的曹操，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实，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文学地位
曹操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军事家c政治家及诗人。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的后裔，后来成为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曹操文武双全，《魏略》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
公元175年举孝廉，任洛阳部尉。公元177年任丘顿令，公元179年娶卞氏为妻，公元180年升为议郎。公元184年，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升任济南相。后历任东郡太守c都尉c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89年行刺大臣董卓不遂，逃亡。
公元192年，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京城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他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形成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割据的局面。
公元213年，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他名义上还为汉臣，但权倾朝野，实际上已是皇帝。
曹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
公元221年长子曹丕立魏代汉，追尊曹操为魏武帝。他是魏的奠基人。著有《孙子略解》c《兵书解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c《观沧海》c《龟虽寿》等诗编。
史书评论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表现出明显的贬曹。但后世学者认为，这是有意的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生产的恢复有着重大贡献。身为诗人的他，其诗歌势力浑厚，胸怀广大。
曹操诗风
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c《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亦影响了后来杜甫白居易等之文风。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c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c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c《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曹氏影响
曹操不仅在军事c政治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汉魏之际社会文化的变革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操出身寒门，且与阉宦有关，自然缺乏儒学世族的文化积淀与教养，因此，他不仅在政治观念上多与世族社会人物不同，而且在为人作风上也与他们格格不入。关于东汉末年儒学世族与寒门的文化差异及其表现，陈寅恪先生所论颇为精辟：“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儒学世族及其文化原本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是寒门所无法动摇的，但汉季统治集团上层的激烈斗争和下层社会的巨大变乱，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曹操乘隙而起，夺取了统治大权，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变动，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带来明显的变异。曹操及其诸子在与世族的对抗中，皆行“通脱”，引发了汉晋之际社会文化的新风。
首先，曹氏文化性格表现为“为人佻易无威重”，不守儒家礼法。
关于大族之重礼法，有几则实例很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陈留仇览，“虽在宴居，必以礼自整。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见喜怒声色之异。”又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又河内司马氏为汉代兴起的世族，汉末司马防乃司马懿之父，训导诸子甚严，“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汉末仇氏c华氏c司马氏门风如此，其他儒学大族也莫不如此。
曹氏这样起自寒门的新贵，自然缺乏严格的礼法传统和规范，其门风要随便得多。随便，就是不遵儒家礼法，当时人称之为“通脱”（“脱”也常写作“侻”），又称之“简易”c“轻易”c“佻易”c“简佚”c“佚荡”c“放荡”c“轻佻”c“轻薄”c“任性”c“浮华”等。《三国志》本纪：“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由“任侠放荡”一语，可见其不遵儒家礼法。《三国志》裴松之注及《世说新语》等书记述了不少曹操这方面的实例，其中尤以《三国志》本纪注引《曹瞒传》的一段记载最为典型：“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依照传统礼法，父尊子卑是家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晚辈，应无条件地接受父辈的教诲。曹操“游荡无度”，作弄叔c父，可谓不孝。从曹嵩来说，其教子显然较为放任，这种家风对曹操的性格影响很大，他一生任情率真，不拘泥于礼法。《三国志》本纪注引《曹瞒传》又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配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可见曹操执政后依然“轻易如此”。
在这一风气的熏染下，曹操子孙多任情放达，曹丕c曹植等皆如此。曹丕喜欢在宴请宾客的时候让自己的妻子出来会客，《水经·谷水注》引《文士传》载：“文帝之在东宫也，宴诸文学，酒酣，命甄后出拜”；又《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吴质别传》：“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曹丕与臣属的聚会常插科打诨，相互戏谑。上引《吴质别传》载：“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c轻军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曹丕的有些举止颇像后来的任诞名士，《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至于曹植，最得曹操宠爱，并一度想立其为嗣。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植的这种个性在初见邯郸淳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诽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以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曹植之举止“任性而行”，不受儒家礼法拘束，所谓“不自雕励”，便是指其言行不合礼法。
其次，曹氏的文化性格表现为喜好杂艺与文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廷以经术取士，士大夫子弟莫不以经学为务，既以之求得功名利禄，又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一风气下，各种才艺之事被视为雕虫小技，即便有个别君主喜爱这类术艺，但也只是以俳优伶人对待才艺之士。不过，及至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中心和焦点为宫廷。汉末阉宦势力甚盛，他们多出身寒微，以辖控皇权而得势，在政治上与儒学大族相对立，在思想文化上自然也与士大夫有异。他们提携才艺之士，而与儒学士大夫抗衡。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帝王皆好才艺，特别是汉灵帝在光和元年正式设置“鸿都门学”，诏令“三公”及地方举荐才艺之士，并加以任用，或出为太守c刺史，或入为尚书c侍中，还有受封侯爵者。汉灵帝以辞赋取士，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曹操出自阉宦家庭，深受汉末宫廷风尚的浸润，喜好才艺，对音乐c围棋c书法c方术c建筑c药物c养生等，曹操怀有浓厚的兴趣。据张华《博物志》载：“汉世，安平崔瑗c瑗子寔c弘农张芝c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c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c王九真c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c谯郡华佗c甘陵甘始c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魏书》又载：“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不仅如此，曹操还非常注意网罗这方面的人才，如他平定荆州后，征辟早年轻辱他的书法家梁鹄为司马，梁鹄善楷法，颇得师宜官的真传，操使其“以勒书自效。公尝悬诸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谓胜宜官”，以至“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又如杜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操任其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后杜夔与铸工柴玉因所铸钟之乐律发生争执，“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
当然，在诸多才艺之事中，曹操最重视的当属辞赋创作，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操的倡导关系甚大。刘师培曾分析“建安文学，革易前型”的原因，一为“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二是建安时期，“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这都与曹操的提倡与实践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曾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曹操喜好文学，崇尚博通，他教育子孙也是如此，其子孙多以文才显名。如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道：“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又《典论·自序》说得很明白：“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c《论》，及长而备历五经c四部，《史》c《汉》c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又《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称“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又说曹丕与乃弟曹植“学则无书不览，才则一代之英”。曹丕好才艺c通晓诸子百家，得益于曹操的教诲。曹丕撰著“《典论》c诗赋，盖百余篇”，并且明确提出了文学乃“不朽之盛事”c“经国之大业”的口号，可谓“文学自觉”的宣言。
曹操诸子中文学成就最大者当属曹植。曹植聪颖早慧，史称“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植多才艺，善击剑，能胡舞，又解顾恺之《洛神赋》局部（宋朝摹本）兵法，无怪乎时人称其“博学渊识，文章绝伦”。曹植也颇以自己的文学才能为傲，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曹操看重文才，所以一度想立曹植为嗣，鱼豢便明言：“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明言：“操于诸子，将择才而与之，意不专在嫡。仓舒夭死，以文则植，以武则彰，使植稍以智承之，则得其处矣。”曹植以文才争宠，并有可能立嗣，可见曹氏尚文之习有多么浓郁。曹操另一子曹衮也有文才，《三国志》本传称其“少好学，年十余岁能属文，每读书，文学左右常恐以精力为病，数谏止之，然性所乐，不能废也。凡所著文章二万余言，才不及陈思王而好与之侔”。此后，魏明帝曹睿等后继之君一直延续着曹氏尚文的传统。
曹操及其子孙重视文学才艺，不仅造成了其家族文学的繁荣，而且提升了文学艺术的地位与影响。《文心雕龙·时序》简述曹氏历代尚文情况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c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曹氏统治者的重视与推动，显然是促成建安文学变革与发展的最直接因素。建安文学的艺术成就和文学思想，又奠定了魏晋以后文学进一步变革和发展的基础，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刘师培曾指出：“建安文学，实由文帝c陈王提倡于上”。
其实又不惟文学如此，曹操及其子孙在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崇尚通脱c不遵礼法等新风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取士用人制度，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到当时世风与士风的变革。如玄学思潮的兴起，任诞士风的弥漫等，都可以从曹氏的通脱风气中得到部分解释。《晋书·傅玄传》载傅玄所论：“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傅玄作为儒学旧族的代言人，站在卫道的立场上斥责曹操父子，固然有其明显的阶级感情，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他认识到了曹氏父子的作风促成了魏晋之际世风的变化，倒是十分具有见地。鲁迅先生曾明确指出：“思想通侻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也就是说，曹氏倡导“通脱”，冲淡了礼法规范，直接促进了思想界玄风的兴起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而引起中古社会与文化思潮的深刻变革。
作品鉴赏
薤露行薤露行
【题目中第一个字读xie，四声。薤薤：多年生草本植物之一，细长叶，紫色花，鳞茎长在地下，可以食用。也称作藠（jia一四声）头。】
三国·曹操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注释】：
“诗史”这顶桂冠人们往往奉献给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其实这种以诗歌记录现实，展现历史的创作倾向，并不始于杜甫，曹操在这方面就很突出。其《薤露行》与《蒿里行》就被明代钟惺的《古诗归》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这首《薤露行》写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读来如浏览一幅汉末的历史画卷，中平六年（189），汉灵帝死，太子刘辩即位，灵帝之后何太后临朝，宦官张让c段珪等把持朝政，何太后之兄c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密召凉州军阀董卓进京，以期铲除宦官势力，收回政柄，谋泄，何进被宦官张让等所杀，张让又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奔小平津，后被率兵进京的董卓劫还。董卓在这次进军京城中窃取国家大权，旋废少帝为弘农王，不久又将其杀死，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为汉献帝。于是关东各州郡的兵马起而讨伐董卓，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董卓放火烧毁了京城洛阳，挟持献帝西迁长安。
曹操的诗就写了这个历史过程。汉代自高祖刘邦建国到灵帝刘弘是二十二世，诗中举其成数，故云“二十世”，一说应作”廿二世”。曹操对何进的讥刺甚烈，以为他本是个徒有其表的人就像猕猴戴帽穿衣，硬充人样，然终不成其为人。何进智小而图谋大事，自然就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他作事犹豫不决，致令少帝被劫。“狩”是指古代帝王出外巡视，而古代史书上遵守“为尊者讳’的原则往往以天子出逃或被掳为“狩”，这里就是招少帝奔小平津事。“白日贯虹”是一种天象，指太阳中有一道白气穿过，古人以为这是上天预示给人间的凶兆，往往应验在君王身上。这里是指弘农王少帝于初平元年（190）正月被董卓杀戮之事，何进也遭到杀身之祸。诗的前八句以何进为主线而回顾了汉末的历史，曹操以为何进胸无谋略，优柔寡断，虽欲铲除宦官，反而误国殃民，身罹其害，造成了君王被持，汉祚覆坠的局面。这八句中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而且有曹操个人对此的鲜明观点，直抵一篇史论。
“贼臣持国柄”以下便转到董卓之乱。董卓乘着混乱之际操持国家大权，自封为太尉，续进为相国，随之逼宫杀帝，焚烧洛阳，汉朝四百年的帝业由此倾覆，帝王的宗庙也在烈火中焚毁。献帝被迫西迁长安，长途跋涉，被裹胁一同迁徙的百姓哭声不止，一片凄惨景象。这六句将董卓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害揭露无人遗，因而曹操在结句中说：我瞻望着洛阳城内的惨状，就像当年微子面对着殷墟而悲伤不已。据《尚书·大传》中说，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商朝灭亡后，经过殷墟，见到宫室败坏，杂草丛生，便写下了一首名为《麦秀》的诗以表示自己的感慨与对前朝的叹惋，这里曹操以此来比况自己对汉室倾覆的悲伤与感叹。
《薤露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歌辞，原先它与《蒿里行》都是古人出丧时唱的歌，相传齐国的田横不肯降汉，自杀身亡，其门人作了这两首歌来表示悲丧。“薤露”两字意谓人的生命就像薤上的露水，太阳一晒，极易干掉。曹操用此古调来写时事，开创了以古乐府写新内容的风气。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是颇有见地的意见。曹操之所以能以旧瓶装新酒，是因为乐府本身就有“缘事而发”的特点，宜于用来记录史实，抒发情感，同时《薤露行》本身也有悲悼王公贵人之死的意思，曹操用此哀叹国家丧乱，君王遭难，百姓受殃，正有悲悼之意。
曹操的诗，前人都到以为具有悲凉慷慨的格凋，敖器之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敖陶孙诗评》）就以此诗而言，其风格古质朴茂，无详尽的细节描写，而能从大处落墨，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将数年以来的社会变革纳入这数十字之中，如他写何进，并未详说其如何谋划失算，如何所托非人，如何犹豫不决，如何处事不慎，而仅以“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四句来刻画他的无能，其中强烈的感彩不仅表达了自己对汉末形势的认识，而且使得诗句不同于史书式的客观叙述，令其有感人的力量。又如写董卓之乱，“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四句中就将汉祚倾覆c洛阳焚毁c挟帝西迁及百姓受难等悲惨的场面和盘托出，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笔墨的简练及运驾语言的能力，其气魄的沉雄阔大更是显而易见的。至如“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将自己的百感交集凝聚在这十字之中，具有深沉的悲愤之情，陈明祚说曹操之诗：“本无泛语，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凉，独臻超越。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c植便多魏响。”（《采菽堂古诗选》）也说明了曹操诗歌的跌宕悲怆情调基于其感情的深厚诚挚与出语的率真朴素。这正是汉诗与后来诗歌的不同之处，如果以声音作比，则汉诗如天籁，纯出自然，而魏c晋以后即杂以人籁，不无刻意求工之处，自然浑成的格调已逊汉诗一筹。
曹操对文学c书法c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c《蒿里行》c《苦寒行》c《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c《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c荒芜c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c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c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c《对酒》c《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c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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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如果有这种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无疑也要名列前茅。他的诗，写得实在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大风歌》，流传至今。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流传开来。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c有气概，二c有声势，三c有深度，四c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一c“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二c“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三c“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就是应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有这样三句被人不假思索c脱口而出者，有几何？
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句，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诗人的赞赏之意。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的曹操，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实，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文学地位
曹操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军事家c政治家及诗人。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的后裔，后来成为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曹操文武双全，《魏略》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
公元175年举孝廉，任洛阳部尉。公元177年任丘顿令，公元179年娶卞氏为妻，公元180年升为议郎。公元184年，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升任济南相。后历任东郡太守c都尉c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89年行刺大臣董卓不遂，逃亡。
公元192年，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京城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他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形成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割据的局面。
公元213年，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他名义上还为汉臣，但权倾朝野，实际上已是皇帝。
曹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
公元221年长子曹丕立魏代汉，追尊曹操为魏武帝。他是魏的奠基人。著有《孙子略解》c《兵书解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c《观沧海》c《龟虽寿》等诗编。
史书评论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表现出明显的贬曹。但后世学者认为，这是有意的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生产的恢复有着重大贡献。身为诗人的他，其诗歌势力浑厚，胸怀广大。
曹操诗风
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c《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亦影响了后来杜甫白居易等之文风。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c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c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c《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曹氏影响
曹操不仅在军事c政治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汉魏之际社会文化的变革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操出身寒门，且与阉宦有关，自然缺乏儒学世族的文化积淀与教养，因此，他不仅在政治观念上多与世族社会人物不同，而且在为人作风上也与他们格格不入。关于东汉末年儒学世族与寒门的文化差异及其表现，陈寅恪先生所论颇为精辟：“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儒学世族及其文化原本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是寒门所无法动摇的，但汉季统治集团上层的激烈斗争和下层社会的巨大变乱，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曹操乘隙而起，夺取了统治大权，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变动，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带来明显的变异。曹操及其诸子在与世族的对抗中，皆行“通脱”，引发了汉晋之际社会文化的新风。
首先，曹氏文化性格表现为“为人佻易无威重”，不守儒家礼法。
关于大族之重礼法，有几则实例很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陈留仇览，“虽在宴居，必以礼自整。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见喜怒声色之异。”又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又河内司马氏为汉代兴起的世族，汉末司马防乃司马懿之父，训导诸子甚严，“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汉末仇氏c华氏c司马氏门风如此，其他儒学大族也莫不如此。
曹氏这样起自寒门的新贵，自然缺乏严格的礼法传统和规范，其门风要随便得多。随便，就是不遵儒家礼法，当时人称之为“通脱”（“脱”也常写作“侻”），又称之“简易”c“轻易”c“佻易”c“简佚”c“佚荡”c“放荡”c“轻佻”c“轻薄”c“任性”c“浮华”等。《三国志》本纪：“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由“任侠放荡”一语，可见其不遵儒家礼法。《三国志》裴松之注及《世说新语》等书记述了不少曹操这方面的实例，其中尤以《三国志》本纪注引《曹瞒传》的一段记载最为典型：“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依照传统礼法，父尊子卑是家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晚辈，应无条件地接受父辈的教诲。曹操“游荡无度”，作弄叔c父，可谓不孝。从曹嵩来说，其教子显然较为放任，这种家风对曹操的性格影响很大，他一生任情率真，不拘泥于礼法。《三国志》本纪注引《曹瞒传》又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配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可见曹操执政后依然“轻易如此”。
在这一风气的熏染下，曹操子孙多任情放达，曹丕c曹植等皆如此。曹丕喜欢在宴请宾客的时候让自己的妻子出来会客，《水经·谷水注》引《文士传》载：“文帝之在东宫也，宴诸文学，酒酣，命甄后出拜”；又《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吴质别传》：“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曹丕与臣属的聚会常插科打诨，相互戏谑。上引《吴质别传》载：“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c轻军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曹丕的有些举止颇像后来的任诞名士，《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至于曹植，最得曹操宠爱，并一度想立其为嗣。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植的这种个性在初见邯郸淳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诽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以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曹植之举止“任性而行”，不受儒家礼法拘束，所谓“不自雕励”，便是指其言行不合礼法。
其次，曹氏的文化性格表现为喜好杂艺与文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廷以经术取士，士大夫子弟莫不以经学为务，既以之求得功名利禄，又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一风气下，各种才艺之事被视为雕虫小技，即便有个别君主喜爱这类术艺，但也只是以俳优伶人对待才艺之士。不过，及至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中心和焦点为宫廷。汉末阉宦势力甚盛，他们多出身寒微，以辖控皇权而得势，在政治上与儒学大族相对立，在思想文化上自然也与士大夫有异。他们提携才艺之士，而与儒学士大夫抗衡。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帝王皆好才艺，特别是汉灵帝在光和元年正式设置“鸿都门学”，诏令“三公”及地方举荐才艺之士，并加以任用，或出为太守c刺史，或入为尚书c侍中，还有受封侯爵者。汉灵帝以辞赋取士，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曹操出自阉宦家庭，深受汉末宫廷风尚的浸润，喜好才艺，对音乐c围棋c书法c方术c建筑c药物c养生等，曹操怀有浓厚的兴趣。据张华《博物志》载：“汉世，安平崔瑗c瑗子寔c弘农张芝c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c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c王九真c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c谯郡华佗c甘陵甘始c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魏书》又载：“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不仅如此，曹操还非常注意网罗这方面的人才，如他平定荆州后，征辟早年轻辱他的书法家梁鹄为司马，梁鹄善楷法，颇得师宜官的真传，操使其“以勒书自效。公尝悬诸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谓胜宜官”，以至“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又如杜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操任其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后杜夔与铸工柴玉因所铸钟之乐律发生争执，“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
当然，在诸多才艺之事中，曹操最重视的当属辞赋创作，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操的倡导关系甚大。刘师培曾分析“建安文学，革易前型”的原因，一为“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二是建安时期，“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这都与曹操的提倡与实践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曾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曹操喜好文学，崇尚博通，他教育子孙也是如此，其子孙多以文才显名。如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道：“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又《典论·自序》说得很明白：“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c《论》，及长而备历五经c四部，《史》c《汉》c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又《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称“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又说曹丕与乃弟曹植“学则无书不览，才则一代之英”。曹丕好才艺c通晓诸子百家，得益于曹操的教诲。曹丕撰著“《典论》c诗赋，盖百余篇”，并且明确提出了文学乃“不朽之盛事”c“经国之大业”的口号，可谓“文学自觉”的宣言。
曹操诸子中文学成就最大者当属曹植。曹植聪颖早慧，史称“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植多才艺，善击剑，能胡舞，又解顾恺之《洛神赋》局部（宋朝摹本）兵法，无怪乎时人称其“博学渊识，文章绝伦”。曹植也颇以自己的文学才能为傲，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曹操看重文才，所以一度想立曹植为嗣，鱼豢便明言：“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明言：“操于诸子，将择才而与之，意不专在嫡。仓舒夭死，以文则植，以武则彰，使植稍以智承之，则得其处矣。”曹植以文才争宠，并有可能立嗣，可见曹氏尚文之习有多么浓郁。曹操另一子曹衮也有文才，《三国志》本传称其“少好学，年十余岁能属文，每读书，文学左右常恐以精力为病，数谏止之，然性所乐，不能废也。凡所著文章二万余言，才不及陈思王而好与之侔”。此后，魏明帝曹睿等后继之君一直延续着曹氏尚文的传统。
曹操及其子孙重视文学才艺，不仅造成了其家族文学的繁荣，而且提升了文学艺术的地位与影响。《文心雕龙·时序》简述曹氏历代尚文情况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c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曹氏统治者的重视与推动，显然是促成建安文学变革与发展的最直接因素。建安文学的艺术成就和文学思想，又奠定了魏晋以后文学进一步变革和发展的基础，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刘师培曾指出：“建安文学，实由文帝c陈王提倡于上”。
其实又不惟文学如此，曹操及其子孙在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崇尚通脱c不遵礼法等新风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取士用人制度，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到当时世风与士风的变革。如玄学思潮的兴起，任诞士风的弥漫等，都可以从曹氏的通脱风气中得到部分解释。《晋书·傅玄传》载傅玄所论：“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傅玄作为儒学旧族的代言人，站在卫道的立场上斥责曹操父子，固然有其明显的阶级感情，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他认识到了曹氏父子的作风促成了魏晋之际世风的变化，倒是十分具有见地。鲁迅先生曾明确指出：“思想通侻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也就是说，曹氏倡导“通脱”，冲淡了礼法规范，直接促进了思想界玄风的兴起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而引起中古社会与文化思潮的深刻变革。
作品鉴赏
薤露行薤露行
【题目中第一个字读xie，四声。薤薤：多年生草本植物之一，细长叶，紫色花，鳞茎长在地下，可以食用。也称作藠（jia一四声）头。】
三国·曹操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注释】：
“诗史”这顶桂冠人们往往奉献给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其实这种以诗歌记录现实，展现历史的创作倾向，并不始于杜甫，曹操在这方面就很突出。其《薤露行》与《蒿里行》就被明代钟惺的《古诗归》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这首《薤露行》写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读来如浏览一幅汉末的历史画卷，中平六年（189），汉灵帝死，太子刘辩即位，灵帝之后何太后临朝，宦官张让c段珪等把持朝政，何太后之兄c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密召凉州军阀董卓进京，以期铲除宦官势力，收回政柄，谋泄，何进被宦官张让等所杀，张让又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奔小平津，后被率兵进京的董卓劫还。董卓在这次进军京城中窃取国家大权，旋废少帝为弘农王，不久又将其杀死，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为汉献帝。于是关东各州郡的兵马起而讨伐董卓，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董卓放火烧毁了京城洛阳，挟持献帝西迁长安。
曹操的诗就写了这个历史过程。汉代自高祖刘邦建国到灵帝刘弘是二十二世，诗中举其成数，故云“二十世”，一说应作”廿二世”。曹操对何进的讥刺甚烈，以为他本是个徒有其表的人就像猕猴戴帽穿衣，硬充人样，然终不成其为人。何进智小而图谋大事，自然就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他作事犹豫不决，致令少帝被劫。“狩”是指古代帝王出外巡视，而古代史书上遵守“为尊者讳’的原则往往以天子出逃或被掳为“狩”，这里就是招少帝奔小平津事。“白日贯虹”是一种天象，指太阳中有一道白气穿过，古人以为这是上天预示给人间的凶兆，往往应验在君王身上。这里是指弘农王少帝于初平元年（190）正月被董卓杀戮之事，何进也遭到杀身之祸。诗的前八句以何进为主线而回顾了汉末的历史，曹操以为何进胸无谋略，优柔寡断，虽欲铲除宦官，反而误国殃民，身罹其害，造成了君王被持，汉祚覆坠的局面。这八句中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而且有曹操个人对此的鲜明观点，直抵一篇史论。
“贼臣持国柄”以下便转到董卓之乱。董卓乘着混乱之际操持国家大权，自封为太尉，续进为相国，随之逼宫杀帝，焚烧洛阳，汉朝四百年的帝业由此倾覆，帝王的宗庙也在烈火中焚毁。献帝被迫西迁长安，长途跋涉，被裹胁一同迁徙的百姓哭声不止，一片凄惨景象。这六句将董卓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害揭露无人遗，因而曹操在结句中说：我瞻望着洛阳城内的惨状，就像当年微子面对着殷墟而悲伤不已。据《尚书·大传》中说，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商朝灭亡后，经过殷墟，见到宫室败坏，杂草丛生，便写下了一首名为《麦秀》的诗以表示自己的感慨与对前朝的叹惋，这里曹操以此来比况自己对汉室倾覆的悲伤与感叹。
《薤露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歌辞，原先它与《蒿里行》都是古人出丧时唱的歌，相传齐国的田横不肯降汉，自杀身亡，其门人作了这两首歌来表示悲丧。“薤露”两字意谓人的生命就像薤上的露水，太阳一晒，极易干掉。曹操用此古调来写时事，开创了以古乐府写新内容的风气。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是颇有见地的意见。曹操之所以能以旧瓶装新酒，是因为乐府本身就有“缘事而发”的特点，宜于用来记录史实，抒发情感，同时《薤露行》本身也有悲悼王公贵人之死的意思，曹操用此哀叹国家丧乱，君王遭难，百姓受殃，正有悲悼之意。
曹操的诗，前人都到以为具有悲凉慷慨的格凋，敖器之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敖陶孙诗评》）就以此诗而言，其风格古质朴茂，无详尽的细节描写，而能从大处落墨，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将数年以来的社会变革纳入这数十字之中，如他写何进，并未详说其如何谋划失算，如何所托非人，如何犹豫不决，如何处事不慎，而仅以“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四句来刻画他的无能，其中强烈的感彩不仅表达了自己对汉末形势的认识，而且使得诗句不同于史书式的客观叙述，令其有感人的力量。又如写董卓之乱，“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四句中就将汉祚倾覆c洛阳焚毁c挟帝西迁及百姓受难等悲惨的场面和盘托出，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笔墨的简练及运驾语言的能力，其气魄的沉雄阔大更是显而易见的。至如“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将自己的百感交集凝聚在这十字之中，具有深沉的悲愤之情，陈明祚说曹操之诗：“本无泛语，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凉，独臻超越。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c植便多魏响。”（《采菽堂古诗选》）也说明了曹操诗歌的跌宕悲怆情调基于其感情的深厚诚挚与出语的率真朴素。这正是汉诗与后来诗歌的不同之处，如果以声音作比，则汉诗如天籁，纯出自然，而魏c晋以后即杂以人籁，不无刻意求工之处，自然浑成的格调已逊汉诗一筹。
曹操对文学c书法c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c《蒿里行》c《苦寒行》c《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c《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c荒芜c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c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c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c《对酒》c《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c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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