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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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们不肯就此罢休，“为了扩大战果，为了使全村“狠扫一切牛鬼蛇神，狠抓阶级斗争。”走在全公社的前列，“造反派”又吸纳了一个新人，这个人“才思敏捷”有着与众不同的头脑。他的登场，把南桃花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又推向了一个新的。
妈是这么一个反动透顶的妈，儿子岂能是好东西，“造反派”又对我们哥俩进行轮翻审讯，我们俩都是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个给生产队当会计，一个给生产队喂猪，在念书时，我哥哥一直是三好学生，而我又是共青团员。
被新吸纳进来的这位造反派成员，看对我们无嘴可下，他抛出了阴险一招，对我哥哥说：“你们家的书，我可以看看吗？”
我哥哥本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想，“我这里又没有什么旧书，你们随便看吧，你们看了，就知道我们哥俩是什么样的人了。”
可是事情哪像他想像的那样简单呢？
我不爱看，我认为，不过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看了它又怎么样，不看它又怎么样，它给自己带不来什么，带来的只是消磨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时间。
我的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北京市委主管农业的某个部门主办的一个月刊，名字叫“农业科技”，还有托那个念师范的同学从城里买的“细胞遗传学”，还有“米丘林遗传学”，还有一本是托我们生产队那个在农科院上班的同志借来的一本“猪的饲养”
我哥哥原本的理想是当作家，他有许多历史书籍和文学理论书籍，那时在北京市有个函授学校，吴晗是名誉校长，他有许多这个学校的教材。
这些书籍能有什么呢？
可是你本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可是人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
我从猪场喂猪回来，看到两个人，用抬粪的荆条筐，从我们家屋里抬出尖尖的一筐书，由于书在筐上码得太尖了，筐上的书屡道走屡道丢失着，散落了一院子。
越刮越大的风，把散落在院子里的厚大的书本，骤然打开，又骤然合拢上了，那薄小的书一忽儿被刮到东墙根，一忽儿又被卷到了西墙根，忽然间不知从哪本书里掀出了一张纸，嘀溜溜一下子被刮向了半空
屋子里更是一片狼籍
书没了可以再去买，因为这些书都是最近几年出版的，我最担心的是我从大田里挑选回来的那株麦子。
那株麦子，被我裹了好几层报纸，挂在了里屋墙上的衣帽架上。
那个衣帽架是我父亲留下的，看着很讲究，起着棱线的木底托，木底托上有着高矮不同的十个铜钩子，可以挂衣服也可以挂帽子，因为庄稼人，再无有什么可讲究的衣服和帽子可挂，衣服架子，早已闲置不用，而长了铜锈。
这地方是个好处所，上不着天儿，下不着地，耗子骚扰不到这里，因此，我就把那株从大田里挑选回来的麦子捆好，包上了几层报纸横放在那几个铜钩子上了。
我急匆匆的迈进外屋往里屋拐，还没进里屋门，从门口已经看到了我不想看到的情景。
包麦穗子的报纸被撕扯开了，麦穗子变了模样，东一枝，西一枝，散落在地上，包着麦粒子的颖壳已经瘪了。
我想起了刚才抬走一筐书的那俩个人，和我进屋时碰见的那个迈着四方步，嘎嘎叫着的那个心满意足的大芦花鸡。
抬书的两个人，看到衣帽钩子上，有个横躺着的精心包好的报纸包儿，以为是发现了主人家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兴致勃勃的把报纸包儿打开，可却是几枝什么也不是的麦穗子，失望地把麦穗子扔在了地上，而那饥肠辘辘的大芦花鸡看到主家四门大开，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它不失时机的溜进了主家的屋里，尽情的享用了主家费尽千辛万苦寻觅来的麦种子。
把麦种子扔掉地上的人不敢惹，吃进鸡嗉子里的食又抠不出来，我无奈的坐在了门槛子上。
芦花鸡，吃走了我在农村中，二年多，一半的理想和梦想，而还剩的那一半理想和梦想呢？
两个队长不断的动员我把从农场买来的那两个母种猪卖掉。他们有很多理由：养母猪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下崽子，可两个母猪都长二百多斤了，连个崽子毛还没见着哪。
这理由不过是想处理掉这两口猪的借口，而真正的理由，是他们看到膘肥体状的这两头猪，心里就生气，心里不平衡。
其实，也难怪他们心里生气，心里不平衡。
人整天价饿着肚子去干活，饿得前心贴后心，而这两头猪吃饱了就去睡大觉，刚刚六、七个月就长了二百多斤，（旧时农村的猪养一年才长一百多斤），生产队的粮食，就这么“多”，它们多吃了，人就得少吃，它们得从人嘴中夺走多少“吃食”哪？
以上的这些想法，从某个角度看，在情在理。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只看到了其一，而没看到其二啊！
农民想富，只靠种地不行，要靠副业，副业在当时的人看来只是马车出去拉一天脚，瓦木匠出去打几天工。
生产队的一挂大车，三个骡子，一个人，出去一天挣七、八块钱，一个瓦、木匠出去一天挣二块六毛二，刨去给瓦、木匠的工具补助费，生产队只能落二块五毛钱。
一个生产队有两挂大车，只有在农闲时才能出去一挂，一个生产队有两、三个瓦木匠，只有农闲时才能出去一、二个，这能给生产队的二百左右口人带来多大经济效益呢？
要想真正提高生活水平就应该另辟蹊径，蹊径是什么，其实养猪就是其中之一啊！
任何事都是循序渐进的，如果把猪养好了，肥料增多了，粮食多打了，把多打来的粮食再投入去养猪那么在几年之内社员的生活水平就会很快的提高。
但这得需要一个过程的，可这过程刚刚起步，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我虽然不同意卖那两头猪，但正像那个喂大牲口的老头儿所说的，咱们是“伙计”，人家是“掌柜”的，人家想卖哪个就卖哪个，咱拗不得。
两个队长一商量，以母猪不下崽为由，把其中一头母猪卖给了合作社，合作社宰了卖肉了。
两个猪不下崽，其实，哪能怨两个猪哪？再好的姑娘没有男士的宠幸她也生不了孩子。
按照科学，母猪到一岁才到了成年，到了成年，才能给它配种，否则会影响到母猪将来的发育和它所生小猪的质量。
因此我没有给这两个母猪配种。
可按照我们当地的习惯，母猪只要发情就给配种，而发头次情的小母猪，有的刚三、四十斤，有的刚四、五十斤，母猪怀孕以后自己的身体还能长一阶段，母猪能长下三窝猪的时间，长到最后，母猪最大，也只能长到一百多斤。
可是我养的这两个母猪已有二百多斤了，连个崽儿的影子也没看到，这当然就给人家处理掉两头母猪造成了口实。
已经处理掉一个了，为了保住另一头不被处理掉，我违反科学，给另一头母猪配了种。
当时公社有这么个规定，不怀孕的母猪可以处理，而怀孕的绝不能处理。
我想用怀孕来保住这个我千辛万苦养起来的母猪，但这个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农村人都知道，淘黄米（大黍碾掉壳）的淘米泔，能打掉猪崽子。队里那位德高望重的老队长从家里舀来了淘米泔，给那个母猪喝了，过了一天，母猪屁股流出了一堆肉嘟噜，老队长看着那肉嘟噜自言自语：“这回行了。”
那年月，自己养猪，不许自己宰，自己宰了是违法的，只能卖到合作社，而卖母猪要有公社兽医站的证明，证明它是不育的母猪。
而当时我为了保住这头母猪，把那个德高望重的老队长给母猪喝了大黄米淘米泔的事告诉了兽医站，兽医站不给开证明信，猪送到合作社没卖了。
但是这并没有难倒那处心积虑要处理掉这头猪的人。
当地不收，拉到外地去，套上一挂大车，连车把式车上一共有两个人，起了个大五更，走了一百多里地拉到了北京市边远的一个村子，人家说没钱买，车把式和押车的人说：“可以不要钱，你们多会有钱多会再给。”
到了大年，人家把猪宰了吃了肉，队里再去跟人家要钱，人家说：“猪死了！没钱给。”，几次三番，如此这般，人家总是说没钱，到后来，自己要的没了信心。
把猪送给了人家白吃肉了。
结果是，我在农村的另一半理想和梦想，就这样又破灭了。
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谈什么理想？还谈什么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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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是这么一个反动透顶的妈，儿子岂能是好东西，“造反派”又对我们哥俩进行轮翻审讯，我们俩都是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个给生产队当会计，一个给生产队喂猪，在念书时，我哥哥一直是三好学生，而我又是共青团员。
被新吸纳进来的这位造反派成员，看对我们无嘴可下，他抛出了阴险一招，对我哥哥说：“你们家的书，我可以看看吗？”
我哥哥本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想，“我这里又没有什么旧书，你们随便看吧，你们看了，就知道我们哥俩是什么样的人了。”
可是事情哪像他想像的那样简单呢？
我不爱看，我认为，不过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看了它又怎么样，不看它又怎么样，它给自己带不来什么，带来的只是消磨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时间。
我的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北京市委主管农业的某个部门主办的一个月刊，名字叫“农业科技”，还有托那个念师范的同学从城里买的“细胞遗传学”，还有“米丘林遗传学”，还有一本是托我们生产队那个在农科院上班的同志借来的一本“猪的饲养”
我哥哥原本的理想是当作家，他有许多历史书籍和文学理论书籍，那时在北京市有个函授学校，吴晗是名誉校长，他有许多这个学校的教材。
这些书籍能有什么呢？
可是你本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可是人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
我从猪场喂猪回来，看到两个人，用抬粪的荆条筐，从我们家屋里抬出尖尖的一筐书，由于书在筐上码得太尖了，筐上的书屡道走屡道丢失着，散落了一院子。
越刮越大的风，把散落在院子里的厚大的书本，骤然打开，又骤然合拢上了，那薄小的书一忽儿被刮到东墙根，一忽儿又被卷到了西墙根，忽然间不知从哪本书里掀出了一张纸，嘀溜溜一下子被刮向了半空
屋子里更是一片狼籍
书没了可以再去买，因为这些书都是最近几年出版的，我最担心的是我从大田里挑选回来的那株麦子。
那株麦子，被我裹了好几层报纸，挂在了里屋墙上的衣帽架上。
那个衣帽架是我父亲留下的，看着很讲究，起着棱线的木底托，木底托上有着高矮不同的十个铜钩子，可以挂衣服也可以挂帽子，因为庄稼人，再无有什么可讲究的衣服和帽子可挂，衣服架子，早已闲置不用，而长了铜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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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刚才抬走一筐书的那俩个人，和我进屋时碰见的那个迈着四方步，嘎嘎叫着的那个心满意足的大芦花鸡。
抬书的两个人，看到衣帽钩子上，有个横躺着的精心包好的报纸包儿，以为是发现了主人家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兴致勃勃的把报纸包儿打开，可却是几枝什么也不是的麦穗子，失望地把麦穗子扔在了地上，而那饥肠辘辘的大芦花鸡看到主家四门大开，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它不失时机的溜进了主家的屋里，尽情的享用了主家费尽千辛万苦寻觅来的麦种子。
把麦种子扔掉地上的人不敢惹，吃进鸡嗉子里的食又抠不出来，我无奈的坐在了门槛子上。
芦花鸡，吃走了我在农村中，二年多，一半的理想和梦想，而还剩的那一半理想和梦想呢？
两个队长不断的动员我把从农场买来的那两个母种猪卖掉。他们有很多理由：养母猪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下崽子，可两个母猪都长二百多斤了，连个崽子毛还没见着哪。
这理由不过是想处理掉这两口猪的借口，而真正的理由，是他们看到膘肥体状的这两头猪，心里就生气，心里不平衡。
其实，也难怪他们心里生气，心里不平衡。
人整天价饿着肚子去干活，饿得前心贴后心，而这两头猪吃饱了就去睡大觉，刚刚六、七个月就长了二百多斤，（旧时农村的猪养一年才长一百多斤），生产队的粮食，就这么“多”，它们多吃了，人就得少吃，它们得从人嘴中夺走多少“吃食”哪？
以上的这些想法，从某个角度看，在情在理。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只看到了其一，而没看到其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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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产队有两挂大车，只有在农闲时才能出去一挂，一个生产队有两、三个瓦木匠，只有农闲时才能出去一、二个，这能给生产队的二百左右口人带来多大经济效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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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同意卖那两头猪，但正像那个喂大牲口的老头儿所说的，咱们是“伙计”，人家是“掌柜”的，人家想卖哪个就卖哪个，咱拗不得。
两个队长一商量，以母猪不下崽为由，把其中一头母猪卖给了合作社，合作社宰了卖肉了。
两个猪不下崽，其实，哪能怨两个猪哪？再好的姑娘没有男士的宠幸她也生不了孩子。
按照科学，母猪到一岁才到了成年，到了成年，才能给它配种，否则会影响到母猪将来的发育和它所生小猪的质量。
因此我没有给这两个母猪配种。
可按照我们当地的习惯，母猪只要发情就给配种，而发头次情的小母猪，有的刚三、四十斤，有的刚四、五十斤，母猪怀孕以后自己的身体还能长一阶段，母猪能长下三窝猪的时间，长到最后，母猪最大，也只能长到一百多斤。
可是我养的这两个母猪已有二百多斤了，连个崽儿的影子也没看到，这当然就给人家处理掉两头母猪造成了口实。
已经处理掉一个了，为了保住另一头不被处理掉，我违反科学，给另一头母猪配了种。
当时公社有这么个规定，不怀孕的母猪可以处理，而怀孕的绝不能处理。
我想用怀孕来保住这个我千辛万苦养起来的母猪，但这个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农村人都知道，淘黄米（大黍碾掉壳）的淘米泔，能打掉猪崽子。队里那位德高望重的老队长从家里舀来了淘米泔，给那个母猪喝了，过了一天，母猪屁股流出了一堆肉嘟噜，老队长看着那肉嘟噜自言自语：“这回行了。”
那年月，自己养猪，不许自己宰，自己宰了是违法的，只能卖到合作社，而卖母猪要有公社兽医站的证明，证明它是不育的母猪。
而当时我为了保住这头母猪，把那个德高望重的老队长给母猪喝了大黄米淘米泔的事告诉了兽医站，兽医站不给开证明信，猪送到合作社没卖了。
但是这并没有难倒那处心积虑要处理掉这头猪的人。
当地不收，拉到外地去，套上一挂大车，连车把式车上一共有两个人，起了个大五更，走了一百多里地拉到了北京市边远的一个村子，人家说没钱买，车把式和押车的人说：“可以不要钱，你们多会有钱多会再给。”
到了大年，人家把猪宰了吃了肉，队里再去跟人家要钱，人家说：“猪死了！没钱给。”，几次三番，如此这般，人家总是说没钱，到后来，自己要的没了信心。
把猪送给了人家白吃肉了。
结果是，我在农村的另一半理想和梦想，就这样又破灭了。
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谈什么理想？还谈什么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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