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为女能过舒心日俊女嫁给丑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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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大爷的二闺女，我的二姐，和前面书中说的五先生闺女相好，她们同在“大先生”那儿念书（私塾）。大先生，是五先生闺女的大“大爷[1]”，由于自己的父亲是先生，自己的“大爷”又是教自己的先生，她学的课目比别人要多，比别人要好，大先生不坐班上课的时候，五先生的闺女就替她“大爷”坐班上课，而我的二姐在班里当“大学长”。
五先生的闺女能当“先生”，而我二姐能当“大学长”，自然她们俩的学习都挺好，五先生撺掇我父亲，把他闺女和我二姐，送到北平女子学校去念书。自己的身价自己知道，我父亲没有同意。那时要供一个在北平念书的学生，可不是趁几十亩地的主儿，就能办得了的事，五先生家的地，虽然不见得有我们家多，但人家的家，没有那么多累赘，而且家里的事务有年壮的儿子，长大了的孙子帮忙，干什么不用雇人，自然，人家日子就好过得多，况且，五先生的妹妹嫁给了北平，妹夫家在北平开着西药房，他闺女到北平念书住在姑姑家，省去了膳食住宿费，学杂费交不上，开西药房的姑姑可以给交上，而我姐姐就不行了，什么都得实顶实的拿钱。由于我二姐没去北平念书，五先生的闺女也没有去。因为没有伴儿，一个女孩子到北平，五先生不放心。
那年月识文断字的年轻女子很少，而又需要识文断字的女子做妇女工作，县大队有个姓李的领导，靳家人管他叫小李子，他希望我二姐和她的那个好朋友五先生的闺女一块参加革命工作，他经常把一些文件，报纸之类的东西，放在我们家给姐姐看，她一定是没有认真看，她把那些文件和报纸收在了我们家房后边的“仙家楼[2]”里，等下次小李子来了，又原封不动的还给小李子，她如果认真看了这些文件，她思想会进步起来的，一定会靠近组织，参加的，也许她看了，但那里边的东西与她在私塾中学的“孔孟之道”格格不入，她接受不了。
小李子从前门找她们俩，她们俩从后门跑了，后来那个小李子解放后当过县委副书记。
而我这个二姐，一生很坎坷，这怨谁呢？怨自己 ，怨自己在关健时刻没能把握时机。我总是这样想：“如果她那阵儿参加了，我们后来的生活也许比这要好一些。
我二姐已经二十岁（虚岁）了，她在十三、四岁时就长够了个儿，小伴儿叫她“顶破天”按现在来说，得有一米七的个头，男人一米七不算高，可是女人一米七，看着就柱天柱地了。书念到私塾中的“大学”，人长得不错又有文化，自然是种地的庄稼主儿不想嫁。
我的父亲靳大爷到处托人，想给闺女找个城里有钱的人家，乡村和乡村人打交道，不会有城里的亲戚朋友，我父亲此时又想起了赵大掌柜，那赵大掌柜就不同了，他虽然是乡村人，因为做买卖走南闯北，什么人都接触，而接触的人又大多是有钱的，而穷人那时候哪有做买卖的呢？
话说，延庆城东北方向，有一个村子叫“小白楼[3]”，这村子有个人外号叫“王四讨吃”，开着酒烧锅酿酒，酒烧锅已经营了五代，买卖越做越大越红火，在延庆城里买了许多铺面房，有的自己经营开各种铺子，有的租了出去。
民国初年、土匪横行，有一次，土匪撞进他家绑票，这个王四讨吃听说土匪来了，他没有躲也没有藏，他直接从大门往外闯，土匪在大门处正好撞上王四讨吃，问王四讨吃：“你们家掌柜的呢？”王四讨吃顺手往里一指说：“在正屋里。”土匪照着他说的方向到正屋抓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王四讨吃，到屋外撞上一个伙计抓来问道：“你们掌柜的呢？”伙计说：“刚才你们碰到的那个就是我们掌柜的。”土匪听说，回过头来再去追那王四讨吃，可那王四讨吃早已钻入高粱地跑得无影无踪了。
土匪碰到了王四讨吃，为何却轻易的把他放过去了呢？是因为王四讨吃，平时的穿着打扮所至，王四讨吃“无冬历夏”都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脸也是左一个“泥拘挛儿[4]”，右一个“汗道子”，腰里围了一个不知围了几辈子的破“搭布[5]”
。活像个叫花子，谁看见也不会把他当成掌柜的，可就是因为他这个讨吃鬼叫花子“像儿”使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
又有一次，他下火车，正赶上戒严，警察吹着哨子，刚下火车的旅客生怕自己回不了家，从票房里蜂拥往外挤，王四讨吃，戴的破毡帽被人挤掉了，挤疯了的人往前拥着王四讨吃，容不得他低头捡那破毡帽，也容不得他驻足停留，跌跌撞撞的就把他挤出了火车站，警察的哨子还在吹着，火车站的大门已经关闭。他只得回家了。
光着脑袋他回到家里，心中是忐忑不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中惦记着他那顶挤掉了的破毡帽。
等那戒严哨子一解除，他风是风火是火跑到火车站票房，找他那顶破毡帽，还好啊！那顶被千人踩万人踏的破毡帽，经过了几个小时并没有消失，被人踢到了墙旮旯里。
王四讨吃看到了自己的破毡帽,如获至宝，欣喜万分,拍打拍打上面的土，把它揣到怀里。
到了家里，从怀里把毡帽掏出来，抠出耳扇，看到了这次出去要帐要回来的几张银票，纹丝不动还躺在帽子里。
王四讨吃的这个打扮躲过了一劫又一劫，但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想，王四讨吃有钱，名声在外，土匪一次薅不着他，再次薅不着他，总不能次次都薅不着他啊，王四讨吃遭土匪一次次骚扰和惊吓后，感到延庆实在没法呆了，把家里的金银细软攒巴攒巴拿到北京城找那合适的宅子合适的“门脸[6]”置了几处，他们家在北京新街口有买卖，德胜门外黄寺，西直门内桦皮厂有宅子。
王四讨吃有二子，老大经商，老二念书，老二曾留学日本，曾当过察哈尔省教育庭庭长。老大的大儿子在国立中学念书，他天生不是念书的料。学费一个子儿不少，年年交，可他呢，却没到学校去上学，用体己钱买了一只山羊，经常逃学，到城墙根子去放山羊。
既然不好好念书，就赶紧给他成个家吧,成了家有了负担，自然就会踏下心来，想法挣钱养家糊口过日子了。
由于那王四讨吃在延庆老家小白楼开着酒烧锅，而赵大掌柜在南口开着“福全永” 经营着米、面、杂粮、油、盐、酱、醋、烟、酒、茶、糖，赵大掌柜经常要从王四计吃家的酒烧锅进些酒，而赵掌柜那“福永全”本是前店后厂，前边门脸零售，后边院子生产芝麻酱和香油，他要经常往王四讨吃家在北京城里开的杂货铺送麻芝酱和香油，因此赵掌柜和王四讨吃家的老大混得非熟。
有一天，赵掌柜遇到王四讨吃的大儿子，问道：“你们家大少爷今年多大了？”“二十了。”“二十也该找媳妇了。”“是该找媳妇了，怎么着？您眼目里有合适的姑娘吗？有合适的给我们家你侄儿说一个。”“我是想给说一个。”“是哪家的小姐啊？”“我们大舅哥有个小姐和你们少爷一边儿大，人长得好，人是人，个儿是个儿，又识文段字，说不上百里挑一，可也是乡村儿里拔尖儿的。”“您要瞅着合适您就给说去吧。”
由于赵掌柜和王四讨吃家打交道时间长了，彼此相互信任，王四讨吃家的老大就把说儿媳妇的任务交给了赵大掌柜。
赵大掌柜一手托两家，这头儿要对得起大舅哥，那头儿也得对得起王四讨吃，两头儿都信任他一个人，两头儿都冲着他一个人说话，丫头没看小子，小子也没看丫头，凭他这么一说，这门子亲事就算定了。
天底下这么不太平，今天来土匪，明天闹大兵，闺女已经这么大，靳大爷心里也是实在不太平，既然定了婚，就赶紧结婚吧。
靳大爷已不是昨日的靳大爷，但是他还死撑着有钱人的面子，他要把自己的闺女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嫁出去，他不能因娘家没有陪送而让婆家看不起，使自己的闺女遭婆家人的白眼。他把八亩柿子园卖了四亩，给闺女置买了嫁妆
王四讨吃在北平开着买卖，也应该算个中产阶级，大
少爷结婚，自然也应该有和这个家庭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庆典。
结婚这天，接亲的有四辆小汽车，十对穿着礼服，挎着绶带的少年吃打着洋鼓洋号，新娘子穿着红色旗袍，脚踩着高跟鞋，头上戴着凤冠霞帔，真的光彩照人，新郎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胸前配着用红绸子系成的大红结，脚登着黑皮鞋。
王四讨吃的大儿子也是两房太太，大太太端庄贤淑，梳着园头裏着小脚，穿着小皮鞋儿，二太太没裹过脚，登着高跟鞋，烫着飞机发，一手戴着两个金镏子，胳膊腕子上还套着个指甲肚子大的小手表。一幅民国大美人的模像。
而靳家吃酒的这几位，一个是大奶奶，一个是二奶奶，一个是靳二爷的遗霜，因为今天是吃酒，而且是去北平吃酒，每个人都竭尽全力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起来，平时不搽的粉，今天搽上了，平时不抹得油，今天也抹上了，平时只是用蓖子抿了点水儿，把头梳光溜儿就行了，可是今天都把自己藏了几年舍不得使的梳头油翻了出来。用蓖子′“钢[7]”在了头上。把头发钢得水灵灵油汪汪的。
靳家去北京要走七里地到南口坐火车，二月（阴历）天气，一出门就刮起了黄毛风，风卷起的黄土拽在了靳家女眷的身上、头上、脸上，拽在身上的土拍打拍打掉了，可拽在头、脸上的土，粘到了刚刚修饰过的头、脸的油、彩和粉上，就不是拍打拍打所能解决的事儿了。
黄土与油、彩和粉糊在一起，形成了一层壳膜粘在人的脸上，把人脸上的汗毛孔堵住了，使人奇痒难耐，但谁也不敢去挠一下，唯恐破坏了自己刚刚修饰过的那张“漂亮”的脸。
靳家几位女眷，脸蛋修饰得最用功和最“漂亮”的，也是现在最难瞅的，要算是靳二爷的遗霜了，靳二爷遗霜，人长得黑，今儿个要上大地方去吃酒，千人瞧、万人看的，为了不给自己家嫁出去的姑娘丢脸，半夜就起来了，对着镜子，粉儿搽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看到那一层一层的粉儿确实遮住了自己那黝黑的皮肤，才依依不恋的对着镜子罢手了。
靳家一家人，走在去往火车站的道儿上，走得汗津津的，那搽在靳二爷遗霜脸上的脂粉，并未阻挡得了她噪热的身体，汗水的向外蒸发，一粒粒细小的汗珠从脂粉下迸发了出来，小汗珠聚合成了大汗珠，大汗珠的重力挣脱了脸蛋的吸附力，一滴一滴的滚落了下来。滚落的汗珠冲刷掉了脸上涂抹着的厚厚的脂粉，显露出了她黝黑皮肤的庐山真面目。
王四讨吃家，住在西直门内的桦皮厂，离西直门火车站只有一搾远，靳家吃酒的下了火车，没有雇脚力，步辇儿到了“亲家”家。
到了“亲家”家，先是“亲家”迎了出来，两位太太又迎了出来，两位太太打扮得光鲜入时，使靳二奶奶想起了自己，她迅速找到了一块镜子，想看看自己，不看则已，一看自己，自己无地自容。
自己一个眼猗角一疙瘩“吃抹糊[8]”，早上搽得满脸的油、粉和黄土和汗水已和成了泥，不知何时自己在这泥上又挠了一下子，把自己的脸蛋挠成了一个“花狗脸儿”，她看了看人家，又看了看自己，真恨地上怎么没有个耗子窟窿啊，假如有的话，即使她撞破头皮也会哧溜一下子钻进去。
靳大爷家的女眷，和王四讨吃家的女眷，打扮得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家子人心里窝了一肚子火，不用人家说，自己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家矮了一截子。
靳家吃酒的，是早上顶着大风，走了七里地，到南口坐火车到的北平“亲家”家，而靳家闺女是头天就来了，在理发店做了头发，又起五更，在理发店化了妆，穿上了妆新衣服。人长得本来就漂亮，又正在好岁数，经过这么一倒饬更光彩照人了，如鸡群中来了个金凤凰，把王家那大太太，二太太又比对了下去，这才把靳家那卑屈的心情稍稍抚平了些。
酒席之中，新人给双方父母鞠躬敬礼，当介绍到姑爷给丈母娘敬礼时，靳大奶奶溜了一眼姑爷，她“嗷”
的叫了一声，像蝎子蛰了一样，弄了一个后仰差点坐在地上，为何大奶奶如此呢？她嫌姑爷长得太丑了。
新姑爷长得何种模样呢？新姑爷小时候没睡好脑袋，睡了一个偏了瓜头，两只眼睛一眼大一眼小，由于脑袋偏了瓜，使得嘴一边显得往上翘，一边嘴往下咧斜，给人的感觉是一副满不在乎和玩世不恭的神态。
靳大奶奶生长在小山沟里，从十五岁嫁到靳家，从没出过门儿，而靳大爷长着一张方方正正的脸，她看惯了这张脸，猛张看到另一张不对称和不谐调的脸，异常不适应，把她着实吓了一跳。
靳大奶奶从北平回来后，整天数落靳大爷：“这就是你给闺女找的女婿？这就是你给闺女找的女婿？你不是把我闺女一辈子给遭溅了吗？”
靳大爷听着数落一声不吭。心里暗暗思忖：“老娘们家懂得什么？头发长见识短，好模样怎么了？能管得了吃啊？是管得了喝啊？赖模样咱么了？到了人家当上了大少奶奶，这一辈子你享不尽的清福偷着乐去吧。
在四十年代，能给闺女找个在北平城开着买卖的，而在结婚时能有四辆小汽车，十个少年吹打着洋鼓洋号，也是个不容易的事儿了，姑爷长得是赖了点，也是有情可原的。
我父亲——靳大爷，他不像我姥姥，为了给自己家磨福利，把自己闺女，好歹给擩巴了出去。他是为了使自己闺女将来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不能说是好歹，因为他还贴了四亩柿子园呢？又擩巴了出去。
连自己将近五十岁的妈，看到这个新姑爷，都是那种状况，何尝这个如花似玉的闺女看了又将是什么感受呢？
头天结婚，第二天接回酒，新姑爷要随新娘子回丈母娘家，新娘子嫌姑爷长得丑，回家没有让她一块儿回来，这次没让一块儿回去，以后住家，总不让新姑爷一块儿去。而在娘家一住就是半年，多会爹妈不逼急了，她不回去，而当逼急了的时候，回去天又回来了。
在我父亲没死的时候，我的这个姐姐，几乎就是在我们家住着度过了她的全部时光，后来我父亲死了，几个妈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了，哪还能再养一个出了门子的闺女呢？她不得以回了婆婆家。她结婚五年后，才生了她头生儿孩子。
我的二姐嫁给了北平，那个和她相好一块在私塾念书的同学——五先生的闺女嫁给哪儿了哪？她嫁给了一个相距南桃花村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很有钱的主儿当了“填房。”
女人找主儿，到哪儿去找十全十美的啊！要想找有钱的，不是这方面有缺限，就是那方面有缺点，而不找有钱的，可能会找到一般一配年龄相当的人，又怕到人家去挨饿，真是顾此而失彼。
上边说的是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的事儿，本来她们可以不走以上的路，而走另一条路，她们有参加革命的机会，而她们却没有去，而成了有钱人家的太太，她们后来的生活坎坷是可想而知的，而她们的生活坎坷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她们自己造成的。而这些，又是她们自己和她们的父母始料不及的。
我很羡慕她们能经过那个年代，有过那样，能参加革命的机会的年代，假如我有那样的机会，我一定会参加革命工作。哪怕是抛头颅撒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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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先生的闺女能当“先生”，而我二姐能当“大学长”，自然她们俩的学习都挺好，五先生撺掇我父亲，把他闺女和我二姐，送到北平女子学校去念书。自己的身价自己知道，我父亲没有同意。那时要供一个在北平念书的学生，可不是趁几十亩地的主儿，就能办得了的事，五先生家的地，虽然不见得有我们家多，但人家的家，没有那么多累赘，而且家里的事务有年壮的儿子，长大了的孙子帮忙，干什么不用雇人，自然，人家日子就好过得多，况且，五先生的妹妹嫁给了北平，妹夫家在北平开着西药房，他闺女到北平念书住在姑姑家，省去了膳食住宿费，学杂费交不上，开西药房的姑姑可以给交上，而我姐姐就不行了，什么都得实顶实的拿钱。由于我二姐没去北平念书，五先生的闺女也没有去。因为没有伴儿，一个女孩子到北平，五先生不放心。
那年月识文断字的年轻女子很少，而又需要识文断字的女子做妇女工作，县大队有个姓李的领导，靳家人管他叫小李子，他希望我二姐和她的那个好朋友五先生的闺女一块参加革命工作，他经常把一些文件，报纸之类的东西，放在我们家给姐姐看，她一定是没有认真看，她把那些文件和报纸收在了我们家房后边的“仙家楼[2]”里，等下次小李子来了，又原封不动的还给小李子，她如果认真看了这些文件，她思想会进步起来的，一定会靠近组织，参加的，也许她看了，但那里边的东西与她在私塾中学的“孔孟之道”格格不入，她接受不了。
小李子从前门找她们俩，她们俩从后门跑了，后来那个小李子解放后当过县委副书记。
而我这个二姐，一生很坎坷，这怨谁呢？怨自己 ，怨自己在关健时刻没能把握时机。我总是这样想：“如果她那阵儿参加了，我们后来的生活也许比这要好一些。
我二姐已经二十岁（虚岁）了，她在十三、四岁时就长够了个儿，小伴儿叫她“顶破天”按现在来说，得有一米七的个头，男人一米七不算高，可是女人一米七，看着就柱天柱地了。书念到私塾中的“大学”，人长得不错又有文化，自然是种地的庄稼主儿不想嫁。
我的父亲靳大爷到处托人，想给闺女找个城里有钱的人家，乡村和乡村人打交道，不会有城里的亲戚朋友，我父亲此时又想起了赵大掌柜，那赵大掌柜就不同了，他虽然是乡村人，因为做买卖走南闯北，什么人都接触，而接触的人又大多是有钱的，而穷人那时候哪有做买卖的呢？
话说，延庆城东北方向，有一个村子叫“小白楼[3]”，这村子有个人外号叫“王四讨吃”，开着酒烧锅酿酒，酒烧锅已经营了五代，买卖越做越大越红火，在延庆城里买了许多铺面房，有的自己经营开各种铺子，有的租了出去。
民国初年、土匪横行，有一次，土匪撞进他家绑票，这个王四讨吃听说土匪来了，他没有躲也没有藏，他直接从大门往外闯，土匪在大门处正好撞上王四讨吃，问王四讨吃：“你们家掌柜的呢？”王四讨吃顺手往里一指说：“在正屋里。”土匪照着他说的方向到正屋抓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王四讨吃，到屋外撞上一个伙计抓来问道：“你们掌柜的呢？”伙计说：“刚才你们碰到的那个就是我们掌柜的。”土匪听说，回过头来再去追那王四讨吃，可那王四讨吃早已钻入高粱地跑得无影无踪了。
土匪碰到了王四讨吃，为何却轻易的把他放过去了呢？是因为王四讨吃，平时的穿着打扮所至，王四讨吃“无冬历夏”都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脸也是左一个“泥拘挛儿[4]”，右一个“汗道子”，腰里围了一个不知围了几辈子的破“搭布[5]”
。活像个叫花子，谁看见也不会把他当成掌柜的，可就是因为他这个讨吃鬼叫花子“像儿”使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
又有一次，他下火车，正赶上戒严，警察吹着哨子，刚下火车的旅客生怕自己回不了家，从票房里蜂拥往外挤，王四讨吃，戴的破毡帽被人挤掉了，挤疯了的人往前拥着王四讨吃，容不得他低头捡那破毡帽，也容不得他驻足停留，跌跌撞撞的就把他挤出了火车站，警察的哨子还在吹着，火车站的大门已经关闭。他只得回家了。
光着脑袋他回到家里，心中是忐忑不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中惦记着他那顶挤掉了的破毡帽。
等那戒严哨子一解除，他风是风火是火跑到火车站票房，找他那顶破毡帽，还好啊！那顶被千人踩万人踏的破毡帽，经过了几个小时并没有消失，被人踢到了墙旮旯里。
王四讨吃看到了自己的破毡帽,如获至宝，欣喜万分,拍打拍打上面的土，把它揣到怀里。
到了家里，从怀里把毡帽掏出来，抠出耳扇，看到了这次出去要帐要回来的几张银票，纹丝不动还躺在帽子里。
王四讨吃的这个打扮躲过了一劫又一劫，但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想，王四讨吃有钱，名声在外，土匪一次薅不着他，再次薅不着他，总不能次次都薅不着他啊，王四讨吃遭土匪一次次骚扰和惊吓后，感到延庆实在没法呆了，把家里的金银细软攒巴攒巴拿到北京城找那合适的宅子合适的“门脸[6]”置了几处，他们家在北京新街口有买卖，德胜门外黄寺，西直门内桦皮厂有宅子。
王四讨吃有二子，老大经商，老二念书，老二曾留学日本，曾当过察哈尔省教育庭庭长。老大的大儿子在国立中学念书，他天生不是念书的料。学费一个子儿不少，年年交，可他呢，却没到学校去上学，用体己钱买了一只山羊，经常逃学，到城墙根子去放山羊。
既然不好好念书，就赶紧给他成个家吧,成了家有了负担，自然就会踏下心来，想法挣钱养家糊口过日子了。
由于那王四讨吃在延庆老家小白楼开着酒烧锅，而赵大掌柜在南口开着“福全永” 经营着米、面、杂粮、油、盐、酱、醋、烟、酒、茶、糖，赵大掌柜经常要从王四计吃家的酒烧锅进些酒，而赵掌柜那“福永全”本是前店后厂，前边门脸零售，后边院子生产芝麻酱和香油，他要经常往王四讨吃家在北京城里开的杂货铺送麻芝酱和香油，因此赵掌柜和王四讨吃家的老大混得非熟。
有一天，赵掌柜遇到王四讨吃的大儿子，问道：“你们家大少爷今年多大了？”“二十了。”“二十也该找媳妇了。”“是该找媳妇了，怎么着？您眼目里有合适的姑娘吗？有合适的给我们家你侄儿说一个。”“我是想给说一个。”“是哪家的小姐啊？”“我们大舅哥有个小姐和你们少爷一边儿大，人长得好，人是人，个儿是个儿，又识文段字，说不上百里挑一，可也是乡村儿里拔尖儿的。”“您要瞅着合适您就给说去吧。”
由于赵掌柜和王四讨吃家打交道时间长了，彼此相互信任，王四讨吃家的老大就把说儿媳妇的任务交给了赵大掌柜。
赵大掌柜一手托两家，这头儿要对得起大舅哥，那头儿也得对得起王四讨吃，两头儿都信任他一个人，两头儿都冲着他一个人说话，丫头没看小子，小子也没看丫头，凭他这么一说，这门子亲事就算定了。
天底下这么不太平，今天来土匪，明天闹大兵，闺女已经这么大，靳大爷心里也是实在不太平，既然定了婚，就赶紧结婚吧。
靳大爷已不是昨日的靳大爷，但是他还死撑着有钱人的面子，他要把自己的闺女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嫁出去，他不能因娘家没有陪送而让婆家看不起，使自己的闺女遭婆家人的白眼。他把八亩柿子园卖了四亩，给闺女置买了嫁妆
王四讨吃在北平开着买卖，也应该算个中产阶级，大
少爷结婚，自然也应该有和这个家庭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庆典。
结婚这天，接亲的有四辆小汽车，十对穿着礼服，挎着绶带的少年吃打着洋鼓洋号，新娘子穿着红色旗袍，脚踩着高跟鞋，头上戴着凤冠霞帔，真的光彩照人，新郎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胸前配着用红绸子系成的大红结，脚登着黑皮鞋。
王四讨吃的大儿子也是两房太太，大太太端庄贤淑，梳着园头裏着小脚，穿着小皮鞋儿，二太太没裹过脚，登着高跟鞋，烫着飞机发，一手戴着两个金镏子，胳膊腕子上还套着个指甲肚子大的小手表。一幅民国大美人的模像。
而靳家吃酒的这几位，一个是大奶奶，一个是二奶奶，一个是靳二爷的遗霜，因为今天是吃酒，而且是去北平吃酒，每个人都竭尽全力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起来，平时不搽的粉，今天搽上了，平时不抹得油，今天也抹上了，平时只是用蓖子抿了点水儿，把头梳光溜儿就行了，可是今天都把自己藏了几年舍不得使的梳头油翻了出来。用蓖子′“钢[7]”在了头上。把头发钢得水灵灵油汪汪的。
靳家去北京要走七里地到南口坐火车，二月（阴历）天气，一出门就刮起了黄毛风，风卷起的黄土拽在了靳家女眷的身上、头上、脸上，拽在身上的土拍打拍打掉了，可拽在头、脸上的土，粘到了刚刚修饰过的头、脸的油、彩和粉上，就不是拍打拍打所能解决的事儿了。
黄土与油、彩和粉糊在一起，形成了一层壳膜粘在人的脸上，把人脸上的汗毛孔堵住了，使人奇痒难耐，但谁也不敢去挠一下，唯恐破坏了自己刚刚修饰过的那张“漂亮”的脸。
靳家几位女眷，脸蛋修饰得最用功和最“漂亮”的，也是现在最难瞅的，要算是靳二爷的遗霜了，靳二爷遗霜，人长得黑，今儿个要上大地方去吃酒，千人瞧、万人看的，为了不给自己家嫁出去的姑娘丢脸，半夜就起来了，对着镜子，粉儿搽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看到那一层一层的粉儿确实遮住了自己那黝黑的皮肤，才依依不恋的对着镜子罢手了。
靳家一家人，走在去往火车站的道儿上，走得汗津津的，那搽在靳二爷遗霜脸上的脂粉，并未阻挡得了她噪热的身体，汗水的向外蒸发，一粒粒细小的汗珠从脂粉下迸发了出来，小汗珠聚合成了大汗珠，大汗珠的重力挣脱了脸蛋的吸附力，一滴一滴的滚落了下来。滚落的汗珠冲刷掉了脸上涂抹着的厚厚的脂粉，显露出了她黝黑皮肤的庐山真面目。
王四讨吃家，住在西直门内的桦皮厂，离西直门火车站只有一搾远，靳家吃酒的下了火车，没有雇脚力，步辇儿到了“亲家”家。
到了“亲家”家，先是“亲家”迎了出来，两位太太又迎了出来，两位太太打扮得光鲜入时，使靳二奶奶想起了自己，她迅速找到了一块镜子，想看看自己，不看则已，一看自己，自己无地自容。
自己一个眼猗角一疙瘩“吃抹糊[8]”，早上搽得满脸的油、粉和黄土和汗水已和成了泥，不知何时自己在这泥上又挠了一下子，把自己的脸蛋挠成了一个“花狗脸儿”，她看了看人家，又看了看自己，真恨地上怎么没有个耗子窟窿啊，假如有的话，即使她撞破头皮也会哧溜一下子钻进去。
靳大爷家的女眷，和王四讨吃家的女眷，打扮得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家子人心里窝了一肚子火，不用人家说，自己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家矮了一截子。
靳家吃酒的，是早上顶着大风，走了七里地，到南口坐火车到的北平“亲家”家，而靳家闺女是头天就来了，在理发店做了头发，又起五更，在理发店化了妆，穿上了妆新衣服。人长得本来就漂亮，又正在好岁数，经过这么一倒饬更光彩照人了，如鸡群中来了个金凤凰，把王家那大太太，二太太又比对了下去，这才把靳家那卑屈的心情稍稍抚平了些。
酒席之中，新人给双方父母鞠躬敬礼，当介绍到姑爷给丈母娘敬礼时，靳大奶奶溜了一眼姑爷，她“嗷”
的叫了一声，像蝎子蛰了一样，弄了一个后仰差点坐在地上，为何大奶奶如此呢？她嫌姑爷长得太丑了。
新姑爷长得何种模样呢？新姑爷小时候没睡好脑袋，睡了一个偏了瓜头，两只眼睛一眼大一眼小，由于脑袋偏了瓜，使得嘴一边显得往上翘，一边嘴往下咧斜，给人的感觉是一副满不在乎和玩世不恭的神态。
靳大奶奶生长在小山沟里，从十五岁嫁到靳家，从没出过门儿，而靳大爷长着一张方方正正的脸，她看惯了这张脸，猛张看到另一张不对称和不谐调的脸，异常不适应，把她着实吓了一跳。
靳大奶奶从北平回来后，整天数落靳大爷：“这就是你给闺女找的女婿？这就是你给闺女找的女婿？你不是把我闺女一辈子给遭溅了吗？”
靳大爷听着数落一声不吭。心里暗暗思忖：“老娘们家懂得什么？头发长见识短，好模样怎么了？能管得了吃啊？是管得了喝啊？赖模样咱么了？到了人家当上了大少奶奶，这一辈子你享不尽的清福偷着乐去吧。
在四十年代，能给闺女找个在北平城开着买卖的，而在结婚时能有四辆小汽车，十个少年吹打着洋鼓洋号，也是个不容易的事儿了，姑爷长得是赖了点，也是有情可原的。
我父亲——靳大爷，他不像我姥姥，为了给自己家磨福利，把自己闺女，好歹给擩巴了出去。他是为了使自己闺女将来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不能说是好歹，因为他还贴了四亩柿子园呢？又擩巴了出去。
连自己将近五十岁的妈，看到这个新姑爷，都是那种状况，何尝这个如花似玉的闺女看了又将是什么感受呢？
头天结婚，第二天接回酒，新姑爷要随新娘子回丈母娘家，新娘子嫌姑爷长得丑，回家没有让她一块儿回来，这次没让一块儿回去，以后住家，总不让新姑爷一块儿去。而在娘家一住就是半年，多会爹妈不逼急了，她不回去，而当逼急了的时候，回去天又回来了。
在我父亲没死的时候，我的这个姐姐，几乎就是在我们家住着度过了她的全部时光，后来我父亲死了，几个妈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了，哪还能再养一个出了门子的闺女呢？她不得以回了婆婆家。她结婚五年后，才生了她头生儿孩子。
我的二姐嫁给了北平，那个和她相好一块在私塾念书的同学——五先生的闺女嫁给哪儿了哪？她嫁给了一个相距南桃花村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很有钱的主儿当了“填房。”
女人找主儿，到哪儿去找十全十美的啊！要想找有钱的，不是这方面有缺限，就是那方面有缺点，而不找有钱的，可能会找到一般一配年龄相当的人，又怕到人家去挨饿，真是顾此而失彼。
上边说的是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的事儿，本来她们可以不走以上的路，而走另一条路，她们有参加革命的机会，而她们却没有去，而成了有钱人家的太太，她们后来的生活坎坷是可想而知的，而她们的生活坎坷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她们自己造成的。而这些，又是她们自己和她们的父母始料不及的。
我很羡慕她们能经过那个年代，有过那样，能参加革命的机会的年代，假如我有那样的机会，我一定会参加革命工作。哪怕是抛头颅撒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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